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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太學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作者:周谷平 張雁]  [2007/8/1]
中國古代太學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兼論我國現代大學的起源

摘要:中國古代盡管有太學這樣的高等教育機構,但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不可同日而語。前者主要培養國家官員,后者則是未來職業人員的學習場所。兩者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也差異頗大,所培養的知識分子人格也各有特點。

盡管中外高等教育活動早在西周時期和古希臘時期就已出現,但因年代久遠,學界一般把建于公元前124年的太學視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發端,而把中世紀大學看成是西方高等教育的起源。這兩種極具特色的辦學制度,對中外高等教育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毋庸置疑,中世紀大學被視為西方大學史的濫觴,但關于太學是否中國大學發展史上的開端,學界卻一直存在爭議。通過辨析太學與中世紀大學的形成過程、辦學特色以及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不但可以深化“中國古代是否有大學”這一問題的探索和爭鳴,而且有助于認識中國大學的歷史起源與發展邏輯,為當下在國際化背景下如何建設中西融合、具有自身特點的現代大學提供有益的啟示與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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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太學與中世紀大學的發端及在各自社會結構中的功能

經秦統一中國,推行“禁私學,以吏為師”與“皇權至上主義”的政策,至漢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議,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基本策略,中國就此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宗法制成為政治結構的根本特征。

漢初的官僚基本上來源于世襲、捐資及察舉,這種人才選拔制度造成官僚結構的混亂和素質的低下。因此,董仲舒在《對賢良策》中提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他不僅把太學看作是培養人才的場所,而且也把它作為推行教化的手段及官僚選拔的基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并批準丞相公孫弘提出的創立博士弟子員制度的建議。“為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于鄉黨,又以獎勵賢材之人。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為博士設置博士弟子員(即太學學生),是中央官學——太學正式成立的標志。

公孫弘為太學學生的待遇與入學資格制訂了具體辦法:“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以官方文件的形式確定了太學的建立。

太學的學習內容以傳授儒家經典為主,并要求“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學學生學習一年,精通一經就可以入仕的規定,使得政府直接控制了受教育者的政治前途,并就此確立了我國古代高等教育兩千年不變的性質——培養國家后備官僚。太學成為官僚體系的附屬機構,這種權力本位教育以所謂的“學而優則仕”,使我國古代高等教育機構成為依附于政治的組織形式。

與太學相比,歐洲中世紀大學產生的內驅力是由歐洲社會的復興、城市的發展、西方社會專門教育機構的缺失及“哥利亞德”型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構成的。當時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化引發社會對大批專業人員的需求,同時教會也需要補充教職人員,這種特殊的國家與教會同時發展的社會模式,使得培養訓練專業人員的教學機構得以興起。中世紀大學的基本目的是職業訓練。法律、醫藥、神學和文藝等都需要有能力的和受過學校教育的人,而大學正是提供這種經過很多訓練的人的地方,它的成果也是城市和教會需要的。

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原因使發端于12世紀的歐洲中世紀大學成為具有行會性質的社團組織。行會是中世紀歐洲城市的特有產物,10世紀后歐洲的城市是一個獨立的地域共同體,具有完善分工的各種行政機構,是在國家實際上尚不存在的環境中自發興旺起來的,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獨立性,市民擁有高度的自主意識,而行會也是相對獨立的經濟共同體。

Universitas一詞的本意是指一個具有某種一體性的社團,包括各種行業——手工業工人、商人等的行會。它們的設立是為了保護市場、決定職業標準以及尋找其他有利的事,具有自發性、自治性和自衛性的特點。據記載,當時大量的行會遍布各個城市,法蘭克福有137個行會,紐倫堡有96個,巴黎有101個行會的章程。中世紀晚期,學生和學者逐漸發展為一個職業階層——知識分子階層,于是有了組成行會的需要。Universitas也就成了大學的指稱。大學是知識分子的行會,是擁有文科以及一個更多從事法律、醫學和神學課程的教學人員機構。

行會從其誕生之日起,既承擔著社會的責任,同時也享有在此基礎上的權力。它是自發產生的一種社會調適系統。由于大學早期等同于行會,所以它也就獲得了各色行會都多少具備的特權,其中大學最主要的特權是“法權自治、罷課和分離獨立的權利及獨攬大學學位授予的權利。”大學以這些特權為基礎構建了大學自治的組織特征并形成了學術自由的傳統。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太學直接置于政府掌管之下,國家利用教育控制了學術的發展方向。太學成為后備官僚的養成之所,它的創辦是以教化的推行與官僚的選拔為旨歸的,儒家創始人孔子提出“學也,祿在其中矣”使得“讀書做官”的世俗觀念與“內圣外王”的理想主義緊密相連。“學而優則仕”成為世代讀書人畢生追求的人生目標和價值取向。在這種價值取向的導引下,權力本位教育自動地凌駕于整個教育系統之上,凸顯了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作為具有行會特征的中世紀大學,是在“上帝的事歸上帝,愷撒的事歸愷撒”的二元抗衡機制下發展起來的。歐洲中世紀政教分離的傳統,讓大學獲得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擁有了教學自由與自治的權力,為以后現代大學的形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結構資源和思想資源。中國古代太學與歐洲中世紀大學在各自社會結構中所承擔的不同角色,即后備官僚的養成之所與未來職業人員的學習場所,凸顯了這兩種教育制度人才培養目標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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