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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發展史 - 乾嘉漢學的分化與儒學傳統的重建

[2012/2/15]
第三節 乾嘉漢學的分化與儒學傳統的重建

乾嘉之學興起于惠棟,至戴震而達到高峰,至揚州學派則一方面使乾嘉漢學的勢力大為擴張,另一方面也預示著乾嘉漢學的沒落。實際上在戴震死后,乾嘉漢學即已發生明顯的分化,一派是以段玉裁及五念孫、王引之父子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另一派是以龔良珍、魏源等為代表的激進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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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漢學原本是清初顧炎武等人開創的經世致用學說的延續。然而自乾嘉漢學形成之日起,它的性質就在發生變化。在清初,經世致用學說雖未被列為異端,但它和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程朱理學形成鮮明的對立,是一種在野學說則為事實。到了乾隆時期,統治階級雖然沒有放棄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仍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作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和籠絡知識分子的手段然而程朱理學在知識分子中的信譽則江河日下,理學的命運,已奄奄一息。

面對這一事實,乾隆皇帝和一些官方知識分子自然非常著急,希望尋找一種彌補的辦法。乾隆三十八年(1773),安徽學政朱筠建議輯校《永樂大典》,雖遭到一些人的極力反對,最終還是獲得了乾隆的批準,并由朱的建議逐步演化成四庫全書館。四庫全書館的開設,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它在當時的現實意義是將在野的以考證為主要特征的學術派別,提到了半官方乃至官方的地位。后來的所謂乾嘉之學的漢學家,實際上多是以四庫全書館作為大本營。

隨著漢學地位的提高,乾嘉諸老幾乎一時間都成為達官貴人,阮元、畢沉等作為封疆大吏不必說了,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等也都較以前闊綽得多了。這時,除了個別學者如戴震還能保持懷疑、批判的精神外,絕大多數的乾嘉諸老已慢慢地蛻化為保守的學者,遂使原來反清反理學的思想武器——漢學,一變為"紓死避禍"的防空洞,再變為"孤芳自賞"的娛樂品,三變則為"潤飾鴻業"的點綴品,四變又成為束縛思想的繩索了。

戴門弟子段玉裁,號為最能光大戴氏學術的傳人。段氏在音韻、文字、訓詁等方面功不可沒,成就巨大,尤以《說文解宇注》最見功力。但段氏之學,較乃師戴震,何止大師與小師之異?不論當時人如何詆毀戴震追逐名利,竊他人之書為己有,為否認不知"義理"而著《孟子字義疏證》,然而事實證明,戴震不僅是音韻、訓詁、文字等方面的專家,而且具有極強的懷疑精神和批判勇氣。他對"以理殺人"的批判,矛頭直指官方統治學說,這需要多么大的勇氣!段玉裁雖也偶爾觸及一些理學的思想問題,但他不僅沒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而且時常捉襟見肘,有時堅持乃師的學說,有時違反乃師的說法。段氏的主要貢獻,也就僅限于音韻、文字、訓詁等考據學方面。

和段玉裁一樣,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的學術成就雖然被譽為"海內無匹",但通觀他們的著作,不僅沒有建立思想體系,而且根本沒有政治思想和反理學的內容。王氏父子以"好學深思"而著名,但這種"思"不是基于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而是停留在古代經典文字校勘的細節上面,如阮元所說:"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征曲引,而得其本義之所在。"這雖然使后輩學子研讀古書省卻了精力,然卻不可避免地將乾嘉漢學引向狹窄的方向,流于纖巧與瑣碎,舍本而逐末,使學術成為逃避現實的掩護所。括言之,乾嘉漢學發展到段、王階段,從表面上看,已克服宋明理學給中國文化所帶來的危機,呈現出一派學術繁榮的景象(如大型圖書的收集與刊刻),但這種繁榮是虛假的,掩蓋著民族精神的空虛乏力。知識分子紛紛鉆在象牙塔里討生活,思想界呈現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中國文化在這種缺乏思維與創造的考據學的支配下,面臨著新的更深刻的危機。

此時的文化危機與政治、經濟危機相伴而來。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的乾隆皇帝在其當政的前年期天下基本是國泰民安,呈一片升平景象,但是到了后來,奢侈之風從朝廷蔓延到全國,弄得民窮財盡,已種下大亂的禍根。乾隆一死,清政府的內部矛盾和外部困境暴露無遺。繼位者嘉慶皇帝試圖革新,挽救日趨崩潰的局勢。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行動,便是開放輿論,糾正以上書直言而獲罪的洪亮吉冤案,以期知識分子關注現實,提出能適應統治需要的救世治弊方案,以利重建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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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的努力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關涉到中國文化的命運與前途。同時,其成功與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的發展方向。于是乎,在學術界內部也正在醞釀著一種新的思潮,這種思潮把批判的鋒芒直接指向那種脫離現實、回避現實,而適應過去統治需要的乾嘉考據學派。

最先站出來系統批判乾嘉漢學的是那些深入漢學內部,"入其累,暴其恃,而見其暇"的漢學傳人,其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前面已提及的章學城。章學城認為,治學不可能沒有目的性,不能不為現實服務,自古以來,"六經皆史",古之所謂經,不過是三代盛時典章制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而非圣人有意作成文字以傳后世的東西。然而考據學者不明底里,"舍今而學古",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事實上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好古之弊,是欺人之術。學者但誦先圣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昧于知時,動輒博古",不計其學術之實用,故而其學問再大,也不過是供貴族們玩賞的游戲而已。章學誠指出,對于古史和古代典章制度,不是不可以研究,但絕對不能像乾嘉諸老那樣研究,而應該首先精通當代典章制度與文化,再從歷史上尋求經驗與教訓,故無志于學則已,君子茍有志于學,則必求當代典章制度,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雖然顯得很有學問,那又有什么用處呢?這無疑是對乾嘉諸老的當頭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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