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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發展史 - 文化浩劫:焚書坑儒

[2012/2/15]
第三節 文化浩劫:焚書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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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承認,李斯等法家人物追求統一的愿望并沒有錯,問題在于他們在強調統一的時候,過分看重意志的統一和文化的統一。這樣一來,他們原本正確的理論勢必導出錯誤的結果,勢必造成萬馬齊喑的窒息局面,而無助于統治者在進行決策時對各種方案進行比較揀擇。事實上,在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度里,意志的統一和文化統一永遠都只能是一種理想。因為不論中央政權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有多么強大,只要人們生存的物質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任何文化統一、意志統一的愿望總要落空,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必然導致文化發展的實際結果與文化統一論者的主觀愿望相反。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條件下,帝國文化政策的正確選擇,似乎應該是充分尊重各地各個流派的思想傳統和文化傳統,在不可能根本動搖、推翻帝國的前提下,允許各地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不同思想背景的學術流派獨立發展和合法存在,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允許知識分子在一定范圍內的言論自由,從而使知識分子所慣有的怨氣、不滿有正常的發泄渠道。這樣或許較李斯所主張的"天下無異意"的文化專制主義更能有效地維護帝國的統一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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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秦王朝的統一成就畢竟來得太快,使統治者無法從容地選擇一種思想作為根本的治國方略,固有的思維走勢使他們覺得文化的發展和政治的統一沒有什么本質性的區別,于是便采取更為強硬的思想管制政策,于是便有矛頭直接針對儒學的焚書坑儒兩大虐政的發生。

焚書事件發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從現有資料看,其起因和結局似乎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是年,秦始皇大宴群臣,仆射周青臣等七十余人前為壽,對秦始皇歌功頌德,說了一些過頭的頌揚話,諸如"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圣,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等等。

這些話作為"頌辭"似乎也沒有什么不妥,但過于"較真"的博士淳于越則深不以為然。他反駁說,"臣聞殷周之王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拂弼,何以相救哉”?儼然以為秦王朝的鞏固與發展不是對舊制度的徹底破壞,而是在舊有基礎上的存舊圖新,進行漸進的變革,充分利用舊有的傳統和手段。

淳于越的話確實帶有一種復古主義的傾向,但稍經揣摩,其主觀目的似乎并不是要否定秦王朝的統一事業,恰恰相反,而是出于對秦王朝能否持續發展的深沉憂慮而向統治者提出的忠告。作為最高統治者面對這種忠告應該抱有冷靜的思考態度,擇善而從。對于淳于越的意見,秦始皇似乎并沒有怎樣責怪,倒是丞相李斯對此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并將問題推向極端。他說:"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踐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并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律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并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八則心非,出則巷議,奪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

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學(法令)[者],以更為師。"這就是焚書事件的來龍去脈。

李斯的理論就其前提而言無疑是正確的,具有進化、變化的思想傾向。但其推論則是錯誤的。因為政治的統一并不意味著思想意識的必然統一,二者之間并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任何社會條件下,人們面對同一事物,往往會產生不同的認識和想法,這是極為正常的認識現象。而且,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思想的專制與獨裁,并不是一個政權強大的正常表現,恰恰相反,它是這個政權極度虛弱和自我恐懼的必然流露。在李斯之前很久的時候,聰明的統治者即已認識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面對社會公眾對政權的非議,只能疏導,而無法堵塞。很顯然,李斯的理論不僅是將矛頭直接對準了儒家學說與典籍,而且實在說來是中國統治學說史上的大倒退。

思想專制的結果從表面上看或許有助于消除言人人殊的混亂現象,有助于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但其實際后果則勢必加重思想異端的潛流與再生,使政權的權威嚴重下降,信用極度減低,合作者越來越少,離心者越來越多。因此,當政府一旦遇到風浪與挫折,這些原本可以與政府同舟共濟的人則勢必站在政府的對立面,促使政府的危機和崩潰。我們看到,在秦末混亂的政治局面中,之所以有那么多知識分子如郭沫若在《秦楚之間的儒者》中所分析的那樣義無反顧地投奔"革命",其根本原因也只在秦王朝試圖統一意志的文化高壓政策。儒者既然連正常的職業都被剝奪,那么還怎能指望他們與政府合作同舟共濟呢?此點也誠如司馬遷在《儒林列傳》中所分析的那樣,"及秦之季世,焚《詩》、《書》,坑木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民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戌,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之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這便是秦文化高壓政策所導致的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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